又到12月13日，第四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出席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國家公祭儀式。

鐘山巍巍，大江茫茫。80年前的這一天，天氣，晴好。而大規模“無差別”的殺戮，就發生在持續多日的朗朗晴空之下。通過《東史郎日記》、《拉貝日記》，以及當時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干事喬治·菲奇等人留下的歷史文獻，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瘋狂屠殺，那是怎樣一種慘絕人寰的暴行。

喬治·菲奇寫道：“日軍將離我們總部很近的一個難民營里的1300人全部抓去槍斃。借著汽車前燈的燈光，我們看見他們走向自己的末日。那個來自北方的滿身繃帶的中士，當他決定自己命運時仍然用混濁的眼光企求著我……”東史郎在日記中則寫道：“我不清楚為什么殺掉這么多的俘虜。七千人的生命，轉眼之間就從地球上消失，這是不爭的事實。我想在戰場上，生命這個東西還不值一個飯團。”

而近年來，隨著人們不懈地歷史打撈，關于那場大劫難的更多細節被披露了出來。一個多年來致力于搜證南京大屠殺的美籍華人魯照寧驚訝地發現，家族中竟然有那么多親人死于侵略者之手……他沉痛地說：“以為是國史，原來也是家史”。

事實上，家與國，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當一個民族國家遭遇外來侵略，又怎么可能會有個人、小家的安穩與靜好？而由此激發的所有抗爭、搏殺，正是基于這種家國同構的責任倫理。退無可退，奮起抗爭；忍無可忍，無須再忍。慷慨赴死，悲歌嘹亮。

魯迅說，“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著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孤憤郁結，力量充盈。于是，一個四分五裂、各逞意氣的國度，以南京為臨界點，從此完成了最初也最決絕的抗戰動員。

這樣的屠戮與創痛，經由個體記憶、家族記憶而得以完善，但卻并不止于此，而是進而成為一個城市的記憶，乃至國家記憶。國家公祭日的設立，其初衷也正在于此。也即，針對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殺戮、奸淫，不僅是個體的大不幸，更是一個族群、一個國家的暗黑時刻，也是整個文明世界的人道災難。

從國家的層面，記取這些記憶，追思死難者，本身也是一種慎終追遠、繼往開來。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沒有記憶的民族不可能有凝聚力，也不可能真正記取災難的教訓，并開啟嶄新的時代故事。撫摸哭墻，徜徉在死難者雕塑之間，歷史才會漸次展現出粗糲與真實的面容，也才會相信，人類文明終將戰勝野蠻。

文明從來不會從天而降，而注定要經歷波折。這其中，也并無所謂的捷徑。滄桑正道，非經滄桑不可能抵達。一個和平、包容的朗朗世界，往往也正是要從死難者的血污中一點點露出真容。今天，整個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南京，聚焦在這個曾陷入死一般的血污中的城市，這本身也是通往未來世界的一個必經管道。

國難記憶也并非是記住仇恨，并讓這仇恨潛滋暗長，充塞著人們的胸臆。我們需要記取的，是那個慘痛的時空與那個時空中承載的人道精神和無畏義舉。當今世界，盡管和平發展早已成為主色調，但各種人道災難時有發生，民族悲劇并未絕跡，即便對于已經和平崛起的中國而言，也并未高枕無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并不應該只是國歌中的詞句，而應該成為所有國民的不滅警醒。

國家公祭，首先是基于對本國國民的記憶積淀，同時也將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起到積極的促進和推動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于建立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如何才能實現持久和平？只有對災難保持永恒的人類共同記憶。

有人說，希特勒來了又去了，而德意志民族永存。同樣，日本軍國主義強盜來了又去了，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正義不可能被遮蔽，恰恰是因為，愛好和平、維護和平乃是人類根本利益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南京大屠殺公祭日的紀念，是提醒、是警策，也是一種尋求更廣泛和平的嚴正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