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新突破，國際輿論有關中國為什么能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探討進一步增多。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宋微：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章玉貴：國際金融論壇學術委員、上海聯合國研究會副會長

李長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為何能“顛覆主流發展理論”

宋微

為什么中國能“以驚人的方式顛覆主流發展理論”？近些年來，西方學界對于中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實現跨越式發展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在人均GDP與高收入國家存在相當差距的情況下實現科技與人文的齊頭并進；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鐵路網，在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等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達國家典型代表之一的美國……這些在中國呈現出來的現象超出經典發展理論的解釋能力，但也以實踐成果拓寬著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疇，并為其他經濟體提供新的啟發。

以發展需求為導向，通過公共政策引導促進增長與公平的平衡。經典發展理論認為，實現國民的高壽命和高研發水平需要非常高的人均GDP，但中國的發展實踐證明了可以在相對適度的產出水平下實現這些目標。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通過強有力的公共政策，使有限的發展資源向國家優先發展目標聚攏。

一方面，通過公共財政和產業政策引導投資與生產向傳統產業升級、創新產業發展和未來產業培育等領域匯聚。一些地方政府還設置各種形式的投資基金作為長期資本和耐心資本，引導和撬動更多社會資本，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這使中國能夠比其他一些國家更有效地將總生產轉化為發展成果。

另一方面，著力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在發展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經典發展經濟學通常更加強調以農村支持城鎮、農業支持工業。而中國在發展中注重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盡量確保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平等享受資源與福利。中國將新型工業化納入城鄉融合發展的動力體系，促進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持續加速，城鄉居民基本權益逐漸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逐步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均衡化。這種城鄉“一元化”的政策方向引發國際社會越來越多關注，不少“全球南方”國家表現出濃厚的學習興趣。

以包容創新為引領，通過高水平開放促進發展與競爭的平衡。運用貿易壁壘對本國工業進行保護、放緩市場開放是一些國家在發展中的“本能反應”，而中國則堅持“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國際合作與良性競爭中提升自身“硬實力”，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

一方面，持續擴大要素市場的開放。近年來，中國不斷拓展國內經濟縱深，擴大對外開放空間，強化國內外經濟聯動，增強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吸引，尤其注重加強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國際合作，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推進制度型開放。近年來，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入推進，外商投資法及實施條例全面實行，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持續縮減，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穩步出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幅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貿港相繼誕生，中國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最大限度減少交易成本，維護公平法則，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以公共產品為依托，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促進南北與南南的共贏。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向世界貢獻公共產品，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穩定錨”和“動力源”。截至目前，已有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大家庭，“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基本形成，極大弱化了霸權主義、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方面，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有助于促成全球南北的對話與合作，從底層邏輯上管控分歧。已經成功建設運營的中歐班列、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匈塞鐵路、比雷埃夫斯港等基礎設施，為做大地區乃至全球發展蛋糕發揮了積極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也為“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提供了平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不僅與共建國家合作建設了一大批跨境互聯互通項目，還通過眾多“小而美”的項目幫助共建國家實現減貧和社會發展目標。同時，中國還持續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以零關稅帶動進口，以貿易促進自主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斷絕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不可能走封閉的現代化之路，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都是對現代化內涵和要求的誤讀。中國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發展歷程，其中以民為本的公共政策、博采眾長的開放胸襟以及合作共享的外交戰略居功至偉。

繼續扎牢實體經濟根基

李長安

對于中國發展道路的理論探討，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高度關注的一個議題。盡管角度不同，但學者們對于中國式現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具有高度共識。與此同時，中國發展道路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框架也存在諸多差異。在內容豐富的中國發展實踐中，高度重視且不斷厚實實體經濟根基是重要一環，也是中國成為全球制造大國進而邁向現代化強國的主要經驗之一。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就把努力實現工業化作為現代化建設的核心目標。從上世紀70年代提出“四個現代化”，到改革開放后實施“三步走”戰略，工業現代化一直是發展的主線。近十多年來，圍繞實體經濟發展，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和支持政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集群，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并且要求建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的投入機制。

按照經典的經濟發展理論，產業結構演進會隨著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而呈現出一、二次產業越來越向三次產業集聚的趨勢。事實上，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這種現象。但在一系列發展戰略的明確定位與產業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國制造業的占比還是較為穩定地維持在30%以上的較高水平。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是當之無愧的制造大國，正在向制造強國大步邁進。據統計，2024年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完成40.5萬億元，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國也是世界唯一擁有全產業鏈的國度，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中，我國有超過四成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中國堅持走這樣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是基于國內要素稟賦，還有對國外發展經驗的借鑒和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充分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大力發展以出口加工為代表的制造業，不僅解決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問題，還積累了大量外匯，學習到了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發達國家普遍的制造業“空心化”也給中國帶來警示。以美國為例，二戰結束后，制造業曾占到美國GDP的將近30%，但此后開始一路下行，實體經濟“空心化”日益嚴重。即便近些年來不斷推動所謂“制造業回流”，甚至采取提高關稅、惡意制裁等保護主義措施，也未能挽回制造業的頹勢。

對于一個大國來講，堅持發展實體經濟，努力協調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是一種明智和理性的選擇，也是保持經濟自主權的重要體現。無論金融等服務業的發展，還是科學技術進步，都必須圍繞為實體經濟服務來進行。事實上，實體經濟的發展又為服務業的發展以及科技進步的應用提供了廣闊場景。

當然，更重要的是，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的戰略選擇。中國式現代化首先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大力發展制造業是穩定就業的重要一環。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制造業依然擁有廣闊發展空間，轉型升級的過程也將不斷釋放更多紅利。在不少細分領域，“中國制造”都在逐步實現由大到強。放眼未來，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產業支持政策，高度重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重視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加快推動中國制造業全面進入高質量發展的軌道。

中國發展實踐具有范式意義

章玉貴

國外學者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背后原因以及相關機理的關注與探討，證明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致力于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取得的巨大進展。中國經濟社會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讓14億多中國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還顯著改變著全球經濟格局并大大縮小南北發展差距。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具有經濟學理論層面的范式意義，因為中國幾十年來的發展并未簡單套用西方經濟學家開具的藥方，沒有簡單復制西方發展模式，而是緊緊圍繞世界最大“全球南方”國家的現實國情，在借鑒和吸收全球有益發展經驗、科學總結別國現代化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逐步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現代化道路。

正因如此，從經濟學意義上來看，中國的發展難以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來充分解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主流經濟學相關理論及其政策實踐，同時也對轉軌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與發展做出重要貢獻，逐漸形成能夠指導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發展經濟學新理論。

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40年代后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學科，是適應當時的時代需要而興起的，主要研究貧困落后的農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問題。既然是因應時代需要而興起，那么這個學科也應隨著時代變化而不斷發展更新。在發展經濟學主要作為西方經濟學分支的階段，其代表性人物之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威廉·阿瑟·劉易斯，以在經濟發展領域的開創性研究、特別是對于“全球南方”國家經濟發展問題所做出的貢獻，于197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與其同時代的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比如張培剛和譚崇臺等，同樣為發展經濟學做出了重要貢獻。以這兩位經濟學家為代表的中國經濟學者通過扎實研究，結合中國發展實踐，不斷推動中國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并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根據一些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的研究，后發國家要想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通常需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依靠比較優勢，第二階段依靠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同時發揮作用，第三階段則需在繼續學習外部先進和成功經驗的過程中更大程度地發揮后發優勢，同時加大自主創新。

有人認為，中國目前已經處于作為后發國家的第三個發展階段，而且內外環境正在促使我們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客觀而言，中國迄今取得的巨大發展遠遠超出西方一些國家的預期，盡管在一些關鍵技術和產業領域依然落后于西方，但中國不斷構建開放創新生態，加上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日益精準對接，這些都在助力中國快步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并進一步成為世界創新與發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如前面所言，發展經濟學本身也需要與時俱進的發展。一些西方學者注意到中國以相對較低的人均GDP實現通常是高收入國家才能實現的發展，那么隨著人均GDP的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將取得更大成就，這些都是構建更好的發展經濟學的題中之義。與此同時，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繼續向世界尤其是廣大新興經濟體和“全球南方”國家釋放本國高水平開放和高質量發展的紅利，助力相關國家建立起工業化、信息化和可持續發展體系，這同樣是建立更好的發展經濟學的題中之義。